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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明老师的背影。本报记者张鹏摄
一阵疾风暴雨，山洪咆哮而下，阻断了学校通向外界的道路。暴雨中，小山村突然停电，昏暗的烛光中，校长郭巨堂不停地念叨：“娃娃们应该都回到家了！”
郭巨堂的担心事出有因。他所在的宕昌县临江铺镇张家庄小学，恰好处在临近3个村庄中央的孤岛上。学生们上下学都要穿越山谷、跨过小溪，才能走到通往村子的水泥路上，而且有些则需翻山越岭才能回到家。每逢下雨，山洪暴发，溪水猛涨，师生就回不了家。
令郭巨堂难以忘怀的是，前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暴雨过后山洪暴发，洪水阻断了学校的出路。眼看学生无法回家，他一个个打电话，请家长来学校接孩子，可任凭郭巨堂怎么央求，就是没有家长来。
“有些家长在外地，有些则不愿意来，要求老师送孩子回家。”无奈，郭巨堂和老师们只能守着孩子，直到洪水完全退了，才将学生一个个翻山越岭送回家。等自己回到家，已是凌晨，且身体已经被摔得伤痕累累了。
近日，在甘肃省陇南山区走基层，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张家庄小学的时候，恰逢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老校长郭巨堂不停念叨着孩子们的安全。回想起前年那次雨后受困、孤立无援的经历，这个男人陷入忧思。
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复杂交错造就了陇南的山大沟深。山高、谷深、坡陡、地少、土薄的特征，注定了宕昌一带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且难以脱贫的现实。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2013年，宕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3252元，而在一年前的2012年，这个数字还只有2550元。
遍阅近年宕昌县的政府工作报告，狠抓劳务输出一直是该县的重点工作。2013年宕昌县输转劳务工10万人，创劳务收入10.5亿元，向省外输送劳务移民3000多人。
而事实上，无论民间自发的移民还是政府大规模的政策移民，新千年以降，从未间断。青壮年纷纷逃离乡土，老人、孩子孤独留守，这样的现状在西部乡村再普遍不过。原本基础薄弱的乡村教育正是在逃离大山的大潮下苦苦支撑。
乡村教师,曾是受人尊敬职业
从1981年开始担任村学校长，郭巨堂在大山沟里一呆就是30多年。早年间，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知识分子，郭巨堂虽然清贫，却也受人尊敬，书教得有声有色，村民很认可。
可这些年，令他难以解惑的是，自己的学校逐渐成了一座“孤岛”，除了几十个学生和几个老师，学校和村里好像没有任何联系，村民们也很少会来到学校，学生一进校门，所有的事情都得由学校来承担。
张家庄小学是“撤点并校”的产物。2007年，郭家湾村、张家庄村、罗黄家3个村子加起来尚有1639口人，短短几年过去，就减少了300多人，移民多移至新疆、酒泉瓜州一带。
随着移民步伐的加剧以及乡村适龄上学儿童的减少，2006年，县教育局将周边郭家湾村、张家庄村、罗黄家3个村子的学校关停，在距离3个村庄差不多远近的位置新建了这所小学，孤零零地矗立在沟口旁的一块半坡上。目前张家庄小学只有学生151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减少。
郭巨堂还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时，村子里人气很旺，村民都还耕田种地，一到农闲时节，人们就会三三两两来到学校，和老师们谈天说地，聊国家大事，有时候还会聚在一起下下棋、打扑克；平时谁家有人来信了，都会到学校请老师念，并请老师代笔回信。
那时候，老师们一到节假日，也会去村民家串门。张家庄小学代课教师王世明家离学校有几十里地，经常不能回家，每到节假日，他都会去学生家里做家访，每到一家，全家人都在等待他。家里没有好吃的，就煮俩鸡蛋，做碗洋芋面，全家人围在王世明身边，谈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请教他如何回家指导孩子上学。此外，还会和他聊起生活中的各种遭际和琐事。
在郭巨堂的记忆中，很长一段时期里，学校成了农村的文化教育中心，村民们有事儿没事儿爱去学校逛。如此一来二往，乡村学校的老师和村民的关系比村长还熟络，村民尊敬老师，老师也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好务，学校里有啥事，不用招呼，村民就赶过来了。
财富是衡量成功的惟一指标 学校与村民几成平行线
可近些年来，郭巨堂明显感觉到，学校和村民们之间的疏离感在加剧，逐渐沦为乡村社会的一方“孤岛”。
郭巨堂眼看着村民一个个离开土地，打工挣钱，盖了新房，日子越过越好，但对学校和老师的认可和需求远不如前。较之以前的经常前来问事、请教，如今的乡村，物质财富已然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尺度，年轻人长期在外打工，即使回到老家，不但不会来学校，见到郭巨堂，还会炫耀一番自己一年挣了多少钱，对他多年独守清贫当老师不仅不屑一顾，还不乏各种耻笑声。
村民们陆续发家致富，乡村教师则一如既往清贫度日，二者的价值取向也渐行渐远，乡村学校和乡村社会之间的藩篱自然形成。如今的张家庄小学，自觉无趣的乡村老师很少走村串户，做家访的也寥寥无几，学校和村民已近乎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学校是学校，村庄是村庄，完全成了两张皮。家长没人关心孩子的教育。”郭校长痛心地说。农民的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老师们愈显清贫，不再受人待见，昔日热闹的学校也逐渐无人问津。一辈子献身山区教育，对于学校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郭巨堂有着独特的洞察和切身的体会。
无独有偶。笔者近日在甘肃省临洮县基层采访，农村学区教育工作者也有类似困惑。在临洮农村，随着年轻家长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学校已成为留守儿童的管教中心，家长把孩子放在学校，就放心去外面打工，对孩子平时关心很少，回家也很少进学校。如此一来，乡村学校和乡村社会的联系只剩下师生一条线，面对近乎空白的家庭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成了农村教育唯一的主角，而学校脱离农村社区，仅凭自身努力，要扛起农村教育的这面大旗，着实堪忧。
学校逐渐丧失了乡村文化高地的地位
当然，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疏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乡村教育很难解决乡村社会的需求。一方面，农村家长昂贵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正在变得越来越低，导致农村家长对教育的期望值降低。乡村教育因为缺乏好的师资，教育质量的低下导致学校升学率不高。此外，在陇南农村地区，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即打工”的现象非常突出。相比通过教育改变家庭命运的道路，打工经济来得更快捷，更直接。另一方面，随着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文化的虚化或者空洞化现象明显，乡村教育目前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填补传统乡村文化式微留下的空白地带。换句话说，乡村教育丧失了营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丧失了乡村文化高地的地位。
更直接地说，目前的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是脱离的，缺乏必要的交集。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乡村教育可以培训农民，推广科技，提供文化，满足乡村社会的一些需求，乡村教育将是另一番景象。
从昔日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的文教中心，到如今逐渐沦为乡村社会的“孤岛”。被孤立的恐怕不仅仅是校园里的几个教师，而是农村社会在发展致富过程中对传统知识、乡村文明的漠视，这固然有学校关门办学的原因，更重要的或许是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大潮中，乡村社会受裹挟后的无意识跃进和急功近利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