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实现梦想。这些年,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水平不断进步,人们通过劳动实现梦想、改善生活的基础更加坚实。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在发展中还存在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人们的劳动环境、工作条件、社会保障水平还存在一些不如意、不到位的地方。劳动实现梦想,并非一路坦途。
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改善劳动环境,强化人文关怀,为劳动者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为每一个人平等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生活才会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和谐。
建筑工——
野外作业风险大危险多,最担心工资发不到手
5月,西北某公路项目工地,41岁的孙钦成小心地爬过30多米高的桥梁,到达另一座桥墩。
天气越来越热,老孙不自觉地回望着东南方向:数千公里之外,那里是山东老家。地里的小麦该扬花抽穗了,今年长势怎么样?儿子今年中考,这两天该模考,成绩是好是坏?想到这些,他不禁流出了眼泪。
春节过后,没出正月,孙钦成就出门了。从老家到这里,走了两天。
这里是国家高速公路干线的一部分,层层叠叠的褐红色山峦之间,除了工友,几乎看不见人烟。
工作是艰苦的。根据约定,每月的工钱有4500元,但劳动强度很大。老孙是钢筋工,两个人一组,轮流切割、套丝、焊接……
简易板搭成的工棚,8个人住一间,薄薄的被褥是从老家带来的。冬天,寒风刺骨,晚上冻得瑟瑟发抖;夏天,阳光炽热,小屋子里闷热难耐,蚊虫乱飞,咬的人满腿是包。
孙钦成说,劳动再苦,也能忍受;最担心辛辛苦苦挣来的工资发不到手。
按约定,每月的工资都应该打到自己的银行卡上,可是去年春节前,他打电话查询自己的银行卡,发现有两个月的工资迟迟未发,赶紧找包工头,说是春节时一起发。一直到今年春天,这两个月的工资才落到账上。为此,这个年也没过踏实。
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造就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建筑市场和建筑业劳动力大军。这一人数超过4000万的劳动者群体,风餐露宿,他们牺牲了家庭团圆,改变了大地的模样。
然而,不签劳动合同、工资拖欠、没有保险、精神孤单、缺少安全感,是建筑工人最头疼的问题。
去年底,在北京大学发布了一份关于建筑工人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在针对京渝沪深四地数千名建筑工人的调查中,超七成未签订劳动合同、按月结工资比例不足三成、九成未领到高温补贴。
报告发现,拥有工伤保险的建筑工人比例仅占41.7%,拥有意外伤害保险的工人比例仅占18%,拥有医疗保险的仅占13.7%,拥有养老保险的比例为8.6%。在北京,超七成建筑工无工伤保险。
“日落暮色浓,收工归帐篷。风来知了乱,草里蟋蟀鸣。悠悠胡琴荡,渐渐同乡逢。谈唱不知时,衣衫觉露重。”“秋雨连绵泪如丝,夜夜思乡人静时。漂泊十载艰辛路,满目沧桑谁人知。”今年5月1日,北京有人组织了一场农民工大工地诗歌节,这些由建筑工友创作的诗歌,真实刻画了建筑工人的生活境况,传递出漂泊的打工生活带来的不安全感。
孙钦成说,千里之外,精神上的孤单,比体力上的劳顿更难忍受。每天,大漠日落,收工回来,是对家人无限的思念,最希望工地每年能安排一些与家里人团聚的时间,给建筑工人更多的心理关怀;在极端天气状况下减少工作时间,体现人情味儿……
当然,辛苦背后,这些年孙钦成也感到了些许变化:加班费、降温费……每年夏天,都会多少发一些。在最炎热的时候,工地每天都提供西瓜、绿豆水,去年底,还额外多发了200元探亲费。
孙钦成说,土地上的收入十分微薄,只要身体还撑得住,建筑工还要继续做下去。吃苦不怕,希望工地能帮忙买个工伤保险,野外作业风险大、危险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好给家里有个交代……
装配工——
长期加班压力巨大,精神需求无法满足
粤东,一家电子装配工厂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八条生产线,24小时不停地运转。在生产线上,21岁的吴小芳已经连续忙碌了8个小时:接数据线——拧螺丝,她不停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名义上,工厂是三班倒,但眼下接了个大订单,工厂招不到工人,实际上的工作安排是两个人:每天4班倒,每人两班。小吴干的是头班,分两个时段:早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晚班从晚上8点到凌晨2点。每个班次中间能分别休息10分钟。
这么拼命干,累不累?累,但如果不这么干,每月有2000元工资;这么干,超过8个小时,工厂按加班发放工资,每月收入能多挣七八百元。
吴小芳说,工厂管吃管住,平时花费很少。算上加班费,一个月下来,差不多能存2000元。她决心在外面干上几年。有了钱,就回老家,办一家自己的花边刺绣厂。
大城市灯红酒绿,但与自己无关。吴小芳说,工厂的工作区、生活区连在一起,高高的围墙把她和这个社会隔离开来。离开江西老家,来这个城市一年多了,她还说不清工厂的位置。每个月,小吴有两天休息时间,她不愿意进城,一来花费大,二来城里没有朋友,进城,没有目的。她宁愿在宿舍里待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东南沿海,一座又一座加工装配车间,为数千万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工作单调、收入微薄、长期加班,也侵蚀着他们的心灵,影响身心健康。
在一个封闭的企业型社会里,成千上万的装配工劳动紧张、压力巨大,精神需求无法满足。过劳死、蜗居、蚁族……这些年出现的一些“新词”,展示着生活中黯淡的一面。
事实上,我国《劳动法》在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等方面都有完整的规定,但长期以来,在强势的用工方面前,仍然缺乏执行的强制性。
吴小芳说,眼下,工厂订单不错,工资还给的及时。一旦工厂生意不好,不但加班费、恐怕连工作都成问题。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几十年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运转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用工矛盾日渐突出;市场竞争激烈,低端产品的利润越来越薄。对生产企业来说,提高生产效率,向产业链高端转变迫在眉睫。
全国总工会调查表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就业、生活环境改善的同时,对精神、情感生活的需求期盼更强烈。
大街上,不时看到“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和谐社会”的标语。从更深层面上讲,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应该包括社会、人文层面。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和谐。
这不仅是为了中国新一代产业工人,也是为了“中国制造”的尊严。
合同工——
如果一直是编外人员,就没有发展前途
23岁的石杰在一家大型国企单位上班,但是,他从来不愿意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是单位的合同工:干同样的工作,工资却不及正式工的一半。
2011年,学习计算机专业的石杰大学毕业,费尽周折,终于在大城市找了一份工作。签劳动合同时,他虽知悉自己的身份与正式工不同,但他当时想,只要肯努力,就会有希望。
然而上班后,石杰发现,体制内、体制外,有一堵根本无法逾越的墙。
薪酬差别只是一个方面。管理中的差别,更无所不在。正式工,是白色的工作证,合同工,是黄色的证;正式工,能够到食堂吃自助餐,临时工,只能吃大锅饭……
在公司,身份不同,员工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也不同。有编制的员工至今还享受公费医疗;像他这样没有编制的合同工,要靠自己买保险……
石杰说,在单位内,如果一直是编外人员,进不了编制内,就处在社会边缘,没有发展前途。他表示,早晚要离开这份“没有名分”的工作。他想约上几个好友,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一起打拼、一起奋斗。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用工双轨制,是伴随着改革出现的,其初衷是尝试打破铁饭碗,提升经营活力。但是,由于原来的“计划轨”管理模式改革滞后,与“市场轨”差别越来越大。
有数据表明,随着用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国有企业中“市场轨”员工超过了老员工的数量。在港口、采矿、造船等行业,“市场轨”员工已占到50%以上。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中小企业也开始采用双轨制的劳务派遣形式大量招聘合同工、临时工,减少用工成本。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劳务用工)行业就业指数报告》发现,企业劳务用工的成本仅相当于正式用工成本的60%—70%。同工不同酬、性别歧视等用工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十分严重。
北京某知名大学的有关负责人曾经表示,该校近几年面向全球招聘了不少学术带头人,但受编制所限,相当一部分未纳入正式编制。编外人员虽然收入不低,但在福利待遇方面差别很大。比如,编外人员的子女就很难上该校附属幼儿园、附属小学,但编内人员,无论是保卫人员、还是食堂工作人员,都能直接享受这些“福利”。
同工不同酬的用工双轨制,背后隐含的实质是一种身份歧视。摒弃以身份定薪酬福利,破除各种或明或暗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不仅是调整不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也是体现公平正义、实现体面劳动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采访对象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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