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比于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这里的劳动更主要是指一线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生产线上的工人所付出的劳动。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当然十分重要。也正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激发这些要素活力，在全社会分配中，上述要素所占比重趋于上升，而唯独劳动所得占比相对在不断下降。但当代经济学尤其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从事复杂工作的劳动者的报酬可以高一些，但要有限度；一线劳动者尤其是生产线上从事重复机械性工作的劳动者，也应当获得较高的报酬。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及随后美国政府采取的救助金融机构政策，引发了人们对华尔街高管们的愤怒：这些拿着高薪的家伙不负责任的行为引发了危机，危机发生后，他们又把政府救助资金继续转化为自己的高额奖金。华尔街对此的解释是：只有给从事复杂投资及管理行为的高管们以高额报酬，才能激励这些人更加努力工作，才能提高公司业绩。
为验证高额报酬能激励高管工作以提高公司业绩这一观点是否成立，行为经济学家在印度进行了一组实验。实验组织者设计了六组智力游戏，奖金等级由掷骰子确定。每一种游戏如果达到组织者要求的良好水平，按不同等级可以拿到2卢比、20卢比和200卢比奖金；如果达到组织者要求的优秀水平，按不同等级可以拿到4卢比、40卢比和400卢比奖金。如果连良好水平也达不到，当然一个卢比也没有。这样，按不同奖金等级参与者最高奖赏分别是24卢比、240卢比和2400卢比（2400卢比相当于印度当地普通员工半年的工资）。
实验结果非常有意思：掷出骰子为低奖金的一组，玩完6组游戏，平均成绩为2组优秀、2组良好、2组失败；掷出骰子为中等奖金的一组，平均成绩与低奖金一组相同；掷出骰子为高奖金的那组，表现却非常失常，仅有2组良好，其余4组失败。
据组织者在现场观察，掷出骰子为低奖金的实验参与者都非常淡定，几乎是抱着玩玩的态度进行游戏。掷出骰子为中等奖金的实验参与者较为兴奋，也较为专注。而大凡掷出骰子为最高奖金的实验参与者，都感觉财神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仅仅玩几组游戏，竟然可能获得半年工资!于是，个个都心情激动，在实验中甚至喃喃自语，反复提醒自己一定要沉住气，一定要成功。但是，事与愿违。他们越是这样，压力越大，手与脑也就越不听使唤，关键时刻总容易出错，丰厚的奖金让他们无所适从。
由此联想到金融业高管面对高得离奇的薪酬时的表现。这些资本市场的大鳄久经沙场，见的钱太多了，自然不会像实验中高奖金参与者那样激动得手足无措，但却与实验中高奖金参与者有着同样的“下意识”：必须表现得更好才能对得起如此高薪。这种“下意识”导致这些高管们在金融市场上胡乱作为：发明各种有毒债券、出售五花八门理财产品、进行高杠杆化操作等等。这些产品短期内虽然可能使公司账面上利润有所增加，但从中长期看，使得风险逐渐累积，不仅害了公司，而且最终酿成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危机。
在上述实验基础上，组织者还设计了对比实验：同样的激励条件，一组是进行复杂性游戏，另一组进行类似按敲打键盘次数给付奖金这样的简单机械性游戏。结果表明，在前一组游戏中，参与者完成情况仍然验证了前述实验的结论：高奖金不仅没有带来高业绩，反而导致负激励。而在后一组机械性游戏中，奖金越高，完成情况越好，二者几乎成正比! 结论是：提高薪酬对简单的机械操作类工作可以提高业绩。
回到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受行为经济学试验的启发，如果我们适度提高一线生产线上劳动者的报酬，同时适度抑制高管们的高薪，不仅事关社会公平，而且也有利于企业实现基业长青，有利于推动宏观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卢周来（经济学者）
作者：经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