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明确仅三类岗位可劳务派遣
合同约定薪酬须符合“同工同酬”
新京报讯 （记者王姝）因为身份是“临时工”、“派遣工”，所以同工不同酬，工作量、工作内容完全相同但待遇迥异。这些现象有望立法规范，并对违规者处以“每人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等。
实施三年半后，《劳动合同法》启动修订。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此次主要修改其中四条与劳务派遣相关的条款，其余条款如无固定期限合同等，均采用原设计，未做任何改动。
修正案草案明确了适用劳务派遣的三种岗位。对于劳务派遣单位也提高了行政许可“门槛”，规定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向劳动行政部门办理行政许可，而取得许可者，注册资本金从原不得少于50万元，提高至不得少于100万元。
【名词解释】
劳务派遣又称人才派遣、人才租赁、劳动派遣、劳动力租赁，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订立劳动合同，由要派企业（实际用工单位）向派遣劳工给付劳务，劳动合同关系存在于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之间，但劳动力给付的事实则发生于派遣劳工与要派企业（实际用工单位）之间。
焦点
临时性岗位禁超6个月
【问题】
“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对于劳务派遣的岗位性质，现行《劳动合同法》做出上述原则性规定。但由于未明确限定何为“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全国人大财经委相关负责人说，一些企业突破“三性”岗位范围，在主营业务岗位和一般性工作岗位，长期大量使用被派遣劳动者，导致劳务派遣用工数量快速增长。
【对策】 修正案草案规定，劳务派遣用工仅适用于“三性”岗位，即“临时工”只能出现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三类岗位。同时对每一类岗位，做出了“名词解释”。“临时性”以时间为节点，工作岗位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辅助性”通过工作性质作为判断标准，即所在岗位是否在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替代性”限定了替代条件，由于用工单位的员工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
约定薪酬须符合“同工同酬”
【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同工同酬是《劳动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明确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但多数企业对本单位职工做到了同工同酬，但对被派遣劳动者实行不同的工资福利标准、社保标准和分配办法。
【对策】 《劳动合同法》已规定“同工同酬”，修正案草案补充规定，“劳动派遣单位与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载明或者约定的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应当符合前款规定”，意即合同或者协议明确的薪酬，须符合“同工同酬”原则。
【法规摘录】 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规定，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撤销其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行政许可；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话
“国企大量使用劳务派遣”
专家称对于违规国企和垄断企业，应提高处罚
对话人：梁枫（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曾参加《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座谈讨论）
新京报：《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劳务派遣滥用现象并不严重，反而是该部法规实施后，快速爆发，为什么？
梁枫：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垄断行业，为回避《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义务方面的规定，缩减用工成本，大量使用派遣工、临时工，甚至把劳务派遣作为用工主渠道。全国人大、全国总工会执法检查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单位，比如事业单位，是因为编制紧张，所以才通过劳务派遣解决用工问题。
新京报：那么是不是因为《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务派遣的设计，存在漏洞。
梁枫：任何一部法规，都不能堵塞所有漏洞。劳务派遣近几年爆发，还是因为监管不到位。不过，《劳动合同法》对“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设定，较为原则，违规企业借此打擦边球。但是，怎样界定“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怎样找到一个既科学又可操作的标准？这也是讨论时的焦点问题，比如“替代性”，修正案草案的规定是职工因为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暂时离岗，所空出的岗位需要劳务派遣工。无疑，“脱产学习、休假”是涵盖不了所有的暂时离岗的原因的，但法律条款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况。
新京报：修正案草案对“三性”的补充规定，以及罚责，能不能有效遏制滥用劳务派遣？
梁枫：这也是我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不少人提出，由于滥用劳务派遣者以大型国有单位、垄断行业为主，“财大气粗”，所以应该制定“不签订合同双倍工资罚款”等高额处罚标准，这样才能起到法律应有的震慑作用。
新京报记者 王姝
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基金有望“转正”
私募基金只能向合格投资者募集，累计不超200人
新京报讯 （记者王姝）“幕后”发展十余年，私募基金有望“转正”，纳入法律监管范围。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首次审议《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其中明确了非公开募集基金与公开募集基金享受同等法律“待遇”。
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自2004年6月1日起实施，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其中部分规定已不能适应市场发展新形势和基金监管的需要。如近年来，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内的非公开募集基金快速发展，但现行基金法对此未作规定，导致个别人借私募基金之名行乱集资之实，蕴含较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由于法规缺乏对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规定，“老鼠仓”、内幕交易等问题屡禁不止。此外，法规对基金的行政管制和运作限制过严。
“转正”后，《草案》要求基金管理人向证券监管机构或基金行业协会申请注册或登记，否则限制开立证券账户、限制证券买卖。《草案》同时确立了“合法投资者制度”，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只能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除私募基金合法化，《草案》引入了理事会型、无限责任型基金，同时降低了持有人大会召开的门槛，并将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
对话
“私募合法化有利中小企业‘补血"
对话人：王连洲（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期间参与过《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新京报：2003年出台《证券投资基金法》时，为何没有纳入私募基金？
王连洲：这部法律立案的初衷就是制定一部“投资基金法”，在此前的草案稿中就有专门章节规范私募基金。 但是，由于私募基金类型多样、情况复杂、监管难度高，所以由谁来监管成了难题。基于证监会和当时的计委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问题和建议，致使综合的投资基金法出台遇到了阻力。于是，择易避难，“投资基金法”就改成了现在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也就没有纳入针对私募基金的章节。
新京报：最近两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间信贷快速发展，但也屡次发生非法集资事件，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私募基金合法化，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连洲：目前，我国的金融资产结构布局失衡，资金充裕的地区、行业、企业，很容易就能得到资金支持，但同时，很多成长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却嗷嗷待哺，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规范发展私募基金，有利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新京报：私募基金有望获得了合法地位？
王连洲：随着新基金法的制定，可以这样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的法规条款还是比较粗略，比如美国，私募基金监管框架有《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顾问法》等等，以及金融危机爆发后，2010年颁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将私募基金纳入依法管理视野，但因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并存，政出多门，致使造成监管或者交叉和重复、或者空白和漏洞，都有可能。
新京报记者 王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