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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救劳工向东海劳务和公安部门赠送锦旗。（本报记者 胡非非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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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哥拉务工环境复杂，中国劳工命途多舛。 |
本报记者 胡非非 发自江苏东海
“再也不敢去安哥拉了！”徐学柱向时代周报记者发誓说。
黑人雇佣兵用枪指着15名中国劳工的情景，让徐学柱在归国几天后仍后怕不已。这个老实巴交的江苏东海农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样的架势”，“快吓死了”。
1月1日和4日，15名江苏东海劳工分批乘机从安哥拉返回国内，结束了40余天的惊魂之旅。此前，他们被“黑劳务”诱骗至当地，因为不满待遇而遭到持枪威胁、恐吓、监视居住等非人对待。
劳工雇主贵州七建承认，公司未通过正规程序招人，用工前亦忽略了对工人的技能考核，负有把关不严、管理不善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在“出国打工县”东海，据本报记者调查，劳务公司良莠不齐，类似的坑蒙拐骗现象并不乏见。
出国打工一场惊梦
2012年11月20日深夜，15名江苏东海劳工登上北京飞往安哥拉的航班，开始了一段令人兴奋的非洲“淘金”之旅。
“保底7000（元人民币），最高9000多（元人民币），工资月月发。待遇非常好，吃住样样全。”
提供这条财路的，是曾经在安哥拉打工的东海人李佃全。受贵州省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公司（下称“贵州七建”）安哥拉项目员工吴子阳的委托，从没做过劳务中介的李佃全于2011年返乡招工。
李佃全找到了做劳务信息咨询的李林山，二人合伙经营这单生意。后经当地警方查实，李林山本来是搞装潢的。巧合的是，其居然与当地劳务输出主管部门—县商务局在同一幢楼里办公。
“听说从他（李林山）那里走得快，40天就能走。”15名当地民工慕名而来，每人交了1万多元代办费，他们中有木工、瓦工、钢筋工以及电焊工。
但由于二李分赃不均怒而翻脸，行期被一再推迟，有的人甚至足足等了半年多。
2012年11月21日，15人抵达安哥拉，随后被带入一个有两间活动板房的院子，由一名穿着迷彩服、挎着枪的黑人雇佣兵把守。合同签订前，他们被禁止外出。
贵州七建安哥拉项目劳动力负责人陈义忠给出的月薪是6000元人民币，且要押3个月工资。这引起劳工的激烈反对，他们以李佃全在国内的承诺进行抗议。
2012年11月24日晚，经过谈判，合同最终签订，薪酬为每月7000元人民币。“但没说替谁做事。”多名受访劳工向时代周报记者提到这一点。
2012年11月25日，15名劳工被带到中铁建十四局的一个工地上干活，那是两幢尚未完工的小别墅，由一名杨姓老板负责。这就是媒体报道中“卖猪仔”一说的由头。
不过贵州七建安哥拉项目总指挥鄢航模后来向媒体通报称，原定这批工人在当地是从事安置房建设中的瓦工，但由于公司急于招人，疏忽了技术考核，导致工人无法胜任工作，只能转到缺人的中铁建十四局工地。
正是在这个工地上，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将15名东海劳工心中的怒火彻底点燃，与贵州七建的矛盾逐步升级，最终爆发。
工地上约30人全部住在一幢别墅里，工头一家占据了二楼；15名东海劳工和另外6名“逃难者”挤在一楼，大厅和仅有的一个房间里摆满了高架床。
这些“逃难者”其实也是中国劳工，来自江苏、河南、东北等地，因为在别的工地上干活没拿到钱，护照又被扣了，无奈“跑路”，寄希望于下一个老板会发善心，给他们发工资、办护照。
听“跑路”劳工说，“整个安哥拉都这样”，欠薪现象非常普遍。甚至陈义忠也曾对东海劳工们提到这一点。
这让初到安哥拉的15名东海劳工惴惴不安：他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跑路”者？
“我们当时就动了回国的念头。”劳工徐学柱说。
身陷异国枪兵监控
安哥拉炎热的天气对于这些从寒冷的苏北赶来的东海劳工完全是一种折磨。
没有在国内时承诺的空调，连电扇也没有，汗如雨下；夜晚蚊虫肆虐。“一夜要醒好几遍，不是被热醒，就是被咬醒，”劳工赵秋来抱怨，“每天夜里能睡二三个小时就不错了。”
伙食也让劳工们不满。早餐只有清汤面，没有“干货”，这些体力劳动者普遍反映“吃不饱”，干活时没力气；午饭和晚饭的炒菜中肉则有异味。
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没有安全帽、劳动鞋等劳保用品，工作时缺乏安全保护。
2012年12月23日，劳工周运动向来工地的陈义忠提出早上吃不饱，遭到对方讥讽。“他说‘你他妈的来安哥拉还想吃油条’什么的。”赵秋来回忆说。
又有劳工说需要劳保用品，“他说有15公斤的劳保鞋给我们穿，要是不穿，一天罚100美金。”
虽然后来陈义忠分辩说所谓的脏话只是他的口头禅，但还是招致劳工们的回骂，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这个愤怒的负责人立即叫来一名黑人雇佣兵。
“黑人端着枪冲进来，他们叽里呱啦说了几句，黑人就拉枪（栓），然后指着我们。”徐学柱语带惊恐，陈义忠的6名随从也围了上来，“威胁我们说要是不干活就不给吃住。”
没人再敢说话了。
当晚，陈义忠派了两名随从留下来看守劳工。
“劳工因种种原因于12月23日发生了罢工行为，并与前来协调的劳动力负责人陈义忠发生口角并准备殴打协调人，后经公司的雇佣兵保安进屋劝架才平息了严重的事态。”
对于东海劳工反映的遭遇持枪威胁、言语恐吓等不公正对待，贵州七建事后给出了上述调查结果。
24日，陈义忠带着十几名中国随从、3名黑人雇佣兵来与东海劳工谈判。但后者已抱定决心逃离此地，要求回国。
正是这一天，工地诊所的医生拒绝再为“打摆子”（疟疾）的徐学柱治疗。
徐学柱2012年12月22日开始“打摆子”，第二天去工地诊所看病，医生说这是救命针我给你打。但当他24日再去时，医生说要么叫老板来给钱要么自己给钱，否则不给打。
他回工地找杨老板，老板娘说不在，她也没钱，然后就打电话给她男人。
“他说如果姓陈的要把你带走，我就不出钱；如果你留在这里，钱就由我来出。”徐学柱称，他当时并不知道工友们和陈义忠的谈判失败了，也不知道接下来自己的命运会怎样。
不过到了中午，杨老板还是带着他去诊所，交钱打了吊针。
当天中午，15名东海劳工中的7人被转移到一个叫“桑谷”（音）的地方，关在一个带院子的工棚里。“他们有枪，很吓人的，恐吓我们说不去不行。”被转移的赵秋来说。
通过一名中国男子翻译，负责看守的黑人雇佣兵警告7名东海劳工：不许出去，否则被打死他不负责。而院子里的另外两名中国劳工是他的“好朋友”，可以自由进出。
对于频频出现的黑人雇佣兵，贵州七建的解释是，安哥拉治安不好，所以要派人保护中国劳工。
终得回家后怕重重
2012年12月25日，包括徐学柱在内的8名东海劳工被带到贵州七建安哥拉项目总部，仿佛突然从地狱来到天堂。
这里的住宿和伙食都让劳工们感到满意，徐学柱感叹“在老家也吃不到那么好”。他的病也在总部医院得到深入治疗，并于28日彻底康复。
其间，贵州七建的一名负责人出来做工作，希望劳工们能留在总部干。但这些“惊弓之鸟”去意已决，他们齐齐在回国申请书上签了名。
其实早在2012年12月20日，部分劳工家属就向当地媒体反映了亲人被困安哥拉的情况，并求助于东海县公安局。此前，有劳工通过电话和网络向国内亲人发出了求救信息。
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各方关注。东海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始调查此事；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亦出面过问，部分劳工被带入大使馆接受询问。
现在看来，这是一件颇为荒唐的事，堂堂正规企业贵州七建被两个“黑劳务”玩了一把。
按照正常程序，贵州七建应由自己的人事部门，或委托具备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质的劳务公司招聘工人。并且，所招工人的签证、机票等费用均由贵州七建承担。
但贵州七建所托非人，找的是并无相关资质的李佃全。“他是社会人员，缺乏监督约束，就会自行向工人收费。”东海县外派劳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连军说。
东海县商务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贵州七建能采用较为温和的方式处理问题，结局可能完全不同，企业和工人都受益。
贵州七建的鄢航模后来承认，公司在此次招工中负有把关不严、管理不善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后亦未能解决好与劳工的矛盾，日后要加强管理人员的素质，杜绝类似事件重演。
两个“黑劳务”李佃全和李林山，事发后陆续将从工人处收取的代办费退还给家属或上交到东海县公安局，并未被拘留。
“非法劳务不等于刑事犯罪，只能说他们收钱不合理，所以未采取刑事措施。”负责办理此案的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一位孙姓副中队长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说。
1月1日和4日，15名东海劳工分两批乘飞机从安哥拉返回国内，结束了40余天的惊魂之旅。
踏上国土的那一刻，有些人落泪了，说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第一时间给家人报平安。这些老实本分的苏北农民对着媒体的镜头不停地道谢：“感谢政府！感谢媒体！”
1月6日上午，15名劳工被集体送到连云港市检验检疫部门接受体检。他们中第二批回国的8人刚刚坐了一夜的汽车从北京赶到连云港，疲惫不堪，连话也不想说。
下午，顶着严寒，15人又集体出现在东海县外派劳务市场门口，来给县商业局外派劳务中心和县公安局送锦旗，以答谢“救命之恩”。据劳工说，这是他们的自发行为。
在去县公安局的路上，时代周报记者亲眼目睹赵秋来因为劳累和寒冷浑身发抖，并因而抽筋。
他痛苦地坐在地上，低声哀号着，奋力用手扳着右腿往上翘……
出国务工：底层人的性命赌局
本报记者 胡非非 发自江苏东海
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从清代初期的闽粤破产农民下南洋开始，三百多年来，为了生存，为了一圆发财梦，无数华人背井离乡，远走异国。
时代在变，唯一没变的，是即便在现代文明之光普照的当下，中国劳工仍不时遭遇不公，饱受各种屈辱：被诱骗，被“卖猪仔”，被盘剥克扣。
对于出国务工者来说，这个行业就像一场赌博，有时甚至要押上身家性命。要想成为赢家，不仅要能吃苦卖力，还需要好运气—找对了中介、去对了地方、跟对了老板。
中国外派劳务输出大县江苏东海，无疑是这个行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海外务工的真实境况。
替劳务公司打工
东海县牛山镇望烟村，王平惬意地在村道上晃悠，接受乡亲们的艳羡。
这个40多岁的男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靠出国打工发家致富的村民。2012年6月，在韩国打拼8年之后，衣锦还乡。
“不出去了，干不动了。”他向时代周报记者感叹，“外面是年轻人的世界！”
王平是个幸运儿，去了海外淘金圣地韩国。不过，财富的积攒过程远非他人想象的那般顺利。回首成功，曾经遭遇的不公和苦难让他始终无法释怀。
由于韩国对中国的劳务输出并未放开，签证很难办理，赴韩务工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加以中介费高昂，“一般人去不起”。
2002年，王平举债向劳务公司交纳了7万多元赴韩务工中介费。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笔巨款，“足够盖一栋二层楼”。
最初在韩国的2年，王平省吃俭用，卖力干活，最后却发现白忙活一场—收入所得与交纳的中介费大致相抵。眼看苦尽甘来，签证又到期了。
不同于新加坡，2年签证到期后可以续签，韩国最多只能延长至3年,过期即沦为“黑工”。不过由于这个国家劳动力匮乏，政府其实默许打“黑工”现象的存在。
王平也成了一名“黑工”。“韩国的就业机会很多，不愁没活干赚不到钱。”他说，尤其是建筑业，收入远高于工厂。保守估算，中国劳工在韩国的平均年收入有十几万元人民币。
一次，王平的韩国老板问及其当初赴韩打工交纳的中介费，大吃一惊，称他被劳务公司宰了，其实只要交一点手续费。“等于是在替劳务公司打工。”王平愤怒难当，却又无可奈何。
同样是在望烟村，当地村民指着一户人家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对方经营劳务公司，短短几年间就盖起两栋楼房，买了几部汽车。
由于劳务公司之间互相买卖务工名额，这个农民老板也被人骗过。“前两年被坑了一大笔钱，”村民回忆说，“当时很多人上门来要账，一蹲（守）就蹲（守）到天黑。”
地处苏北的东海缺乏像样的企业，外出打工是当地农民的主要出路。东海也是国内出名的对外劳务输出大县，相应催生了一大批良莠不齐的劳务公司。
仅在该县外派劳务市场内，就有十几家本土和外地的劳务公司，常年招收各类海外务工者；代办费用根据前往国家的不同贵贱有别，非洲国家最便宜，其次是新加坡，最贵的是日本和韩国。
这些市场内的正规劳务公司极度鄙视那些散布在县城各处的小公司和“黑中介”，称他们搞坏了行业风气。
“在国外随便认识个人，稍微有点关系，在东海就能开公司。”当地人说，地方政府监管不力，以致坑蒙拐骗时有发生，即使正规公司也不乏此类情况。
待解的行业通病
在东海，劳务公司最常见的骗人方式是：招工时许以诱人的薪酬，将人送到国外后却翻脸不认账。务工者受骗后要求回国，劳务公司便以“违约”为由，拒绝退还中介费。
2012年8月，白塔镇村民朱成龙向劳务公司交纳28000元代办费后前往新加坡做装卸工。出国前他被许诺，月薪不低于1500新加坡元。
但到了新加坡，朱成龙却被老板告知，由于活太少，每月只有800新加坡元底薪。算下来，除去生活费、房租和交通费，每月仅剩340新加坡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过1700来元。
朱成龙不干了，托老家的哥哥帮忙向劳务公司讨要代办费，却被对方以“违反合同”为由拒绝。后来朱和一众工友联合起来“闹了一下”，老板被迫同意涨工资。
“在东海，出国打工几个月就回来的大有人在。”知情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家丑不可外扬。受害者往往使用自己的方式向劳务公司逼债，或者到地方政府“闹事”，成为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即便是正规劳务公司，也不一定能让打工者就此踏上坦途。
为了去新加坡做木工，2012年夏天，石榴镇人马兆青向国航劳务公司（下称“国航”）交了3000元培训、考试费。但培训学校却拒绝其进入，原因是名单上“没有这家公司，也没有这个人”。
马兆青打听后才知道，国航的招工名额是向扬州的一家劳务公司购买的。
虽然培训之事经过协调得以解决，但马兆青在参加第二次考试前，又因工种不符再次被挡在门外—国航呈报给新加坡方面的是“抹灰工”，而非“木工”。
东海县外派劳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连军将屡屡出现的劳务公司“忽悠”打工者的现象归为“行业通病”，称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只负责监督管理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权的企业。”他说。而这样的企业，东海本地仅有3家。对于非法劳务公司，只能是发现或经人举报后，提请工商部门查处。
东海劳工被困安哥拉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公安、工商、商务、城管等部门开始联合对全县的非法劳务中介机构进行打击、取缔，引导务工人员通过正规中介公司外出务工。
不过王连军仍然担忧此次事件会对东海的外派劳务产生较大打击，导致一些企业不再与东海的劳务公司合作，甚至干脆不用东海的工人。
事实上，直到2012年8月1日，中国针对对外劳务的唯一一部法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才开始施行。
务工人员整体素质偏低，竞争力不强；政府服务不到位，信息不畅通；劳务输出方式单一，成本高昂；劳务公司经营不规范，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足，这些行业长久积攒下来的问题，解决尚需时日。
（文中王平、朱成龙使用化名）
